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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份不同的政府资产负债表

    自2012年以来,国内共有四个研究团队尝试编制了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尤其是政府资产负债表。除上文所说的中国政府资产负债核算理论和政策研究课题组,其余三个研究团队分别为:由博源基金会组织和资助的马骏(现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原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牵头的复旦大学为主的研究团队;由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中国银行团队;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牵头的中国社科院团队。

    四份同题报告,政府净资产数据却有着明显的不同。

    来自中国政府资产负债核算理论和政策研究课题组的报告称,2013年中国公共部门净资产为106.9万亿元,广义政府净资产为92.3万亿元,其中狭义政府净资产为6.4万亿元。2012年,中国公共部门净资产为92.1万亿元,广义政府为81.6万亿元,其中狭义政府的净资产为6.4万亿元。

    曹远征的报告指出,根据1998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和历年统计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得到1998~2008年的政府负债和资产数据。政府资产规模从1998年的6.5万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7.21万亿元;政府负债规模从1998年的1.58万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7.52万亿元。2008年政府净资产为5.94万亿元。

    马骏的报告估算,到2010年底,我国政府净资产38万亿,中央政府净资产约为17万亿,地方政府净资产约为18万亿,中央政府的净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之差)约为6万亿。

    由马骏等人所著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提供的2002年~2010年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简表显示,2010年我国国家总资产421.4万亿,国家总负债202.5万亿,国家净资产达到218.9万亿。

    李扬在其报告中表示,中国国家净资产在2011年已超过了300万亿元。他的报告还定义了一个狭义框架的主权资产净值为20万亿元。按宽口径匡算,2010年中国主权资产净值69.6万亿元;若按窄口径匡算,同年中国主权资产净值在20万亿左右。

    不同的核算范围和计价方法

    如上所述,同样是求索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四份报告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造成诸多资产负债表数据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机构部门核算的范围、资产负债核算工具的范围以及计价等核算方法不一样。”杜金富对《第一财经日报》解释称,“我们是以国际公认的准则为依据,机构部门和工具的定义、分类遵循国际标准,核算方法采用国际通行规则。在此基础上,参考其他国家编制的做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完成的。”

    马骏在《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称,其课题组估算的政府净资产高出曹远征版本和李扬窄口径版本的主要原因,是资产方包括了政府持有的十几万亿的上市公司股份市值。而马骏研究估算的政府净资产远低于李扬宽口径版本的原因是,基本上没有包括“国土资源性资产(尚未开发的矿产和未出售的土地)”。

    第一财经研究院原研究总监徐以升称,从数据看,马骏报告本应该得出和李扬报告一样的结论,但双方的定性却完全不同。李扬报告的定性为:无论宽口径还是窄口径,中国的主权资产净额为正,这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因此,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极低。但马骏报告和曹远征报告却更多强调了风险,即中国政府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徐以升倾向于认同李扬报告的观点,因为资产侧的庞大的资产规模以及净资产的净值,除了在净值上支撑债务体系之外,还能容忍更高的负债率。“但这里也要提示风险,一是资产的流动性风险,二是政策要能够推动以资产弥补跨部门债务,比如以央企资产弥补养老金缺口,这涉及跨部门政策设计和执行。”徐以升表示。

    政府净资产是政府实实在在的财产和财富。”中国政府资产负债核算理论和政策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银监会纪委书记杜金富日前向《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如是说。

    该课题组依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制的《2012~2013年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称,2013年中国公共部门净资产(总资产减去总负债)为106.9万亿元,广义政府净资产为92.3万亿元,狭义政府净资产为55.3万亿元。

    债务风险

    不仅与资产负债总量相关

    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梳理政府有多少“家底”,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债务压力,净资产无疑是最重要的信息。但政府净资产越大,并不意味着债务风险越低。

    杜金富向《第一财经日报》解读相关数据时称:“债务风险还需要考虑结构。债务风险不仅与资产负债总量有关,还与其结构有关。”

    “对于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范围,需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界定,这是难点之一;难点之二是如何确定核算基础、计值方法、合并原则;难点之三是在核算原则、核算方法、数据来源、核算结果等方面,如何与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衔接匹配。”杜金富表示,在研究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

    杜金富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课题项目研究为期5年,主要成果为编制2012~2013年政府资产负债表;此外,《政府资产负债表核算原理及中国应用》一书将于2015年上半年出版。

    据悉,国家自然基金委已将《政府资产负债核算的理论方法与政策研究》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这项政府资产负债核算研究课题启动于2013年9月份,计划于2018年完成,将为国家有关部门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提供较好的研究基础和数据基础。

    实际上,在财政部2011年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预算案中,“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探索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被列为2011年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工作之一。2011年颁布的“十二五”规划中,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作为重要的一项财税体制改革被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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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打虎”依旧“突然袭击”

    4日晚间,改版后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及其客户端同时发布消息:“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是2015年中纪委擒下的首名“老虎”,也是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客户端自今年元旦推出以来发布的首个省部级官员落马消息。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同时,这也是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发布官员被查消息时,首次附上了落马官员的个人简历。

    根据这份简历,1962年出生的杨卫泽,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江苏人。自1981年参加工作之后的20年,一直在江苏省交通厅任职,最高至厅长一职。2000年开始,调任苏州,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等职,4年后,升任无锡市委书记。2006年,44岁的杨卫泽升任江苏省委常委,晋身省部级干部序列。5年后,转任南京市委书记。

    虽然此前传言甚多,但杨卫泽此次被查,再次延续了高官被查前“毫无征兆”的特点。据南京日报消息,元旦当日,杨卫泽还以南京市委书记身份公开参加活动,在第33届元旦健身长跑活动中,杨卫泽等身着运动服,与全市各界群众一起,从市政府大门口出发,跑向明城墙。

    当日,杨卫泽在城墙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天我们共同迎来了新的2015年,我们完全有理由为取得的业绩而自豪,但千万不能为取得的成绩而自满。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中新网北京1月5日电 (记者 阚枫 马学玲)2015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中纪委就公布了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调查的消息,这是今年首个被查的省部级官员,也是十八大以来第六位落马的省会城市党委“一把手”,而在此之前,原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已被“拿下”一年有余,相关案件于去年年底提起公诉。

    杨卫泽曾刊文“做好官难”

    与此前落马官员多“言辞反腐”一样,杨卫泽也曾刊文厉声反腐。就在三个多月前,2014年9月17日,隶属南京报业集团的“南报网”,刊发杨卫泽题为《当官不易是当干部的应有之义》的署名文章。

    杨卫泽在文章中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坚持从严治党不放松,一手抓党风廉政建设,立“规矩”、反“四风”;一手抓反腐败斗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央一系列决策部署为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坚强保障。

    此外,杨卫泽还谈及他对一些干部抱怨“为官不易”“官不聊生”的看法,并强调,各级干部应时刻铭记“为官不易”、“做好官难”、“做一世好官更难”。

    “我认为这实质是一种权力观的错位、宗旨意识的淡薄,是极其错误、万万要不得的。我们党的宗旨和使命、干部的责任和使命,决定着‘为官不易’应是从政环境的常态,应成为每一个干部的正常心态,是党员和干部牢记宗旨、恪尽职守的应有之义。我们各级干部只有时刻铭记‘为官不易’、‘做好官难’、‘做一世好官更难’,才能催生出干事创业的强大正能量。”杨卫泽称。

    值得一提的是,杨卫泽还在文章最后注明,该文写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这所学院是负责对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军队干部进行中共党史、党建理论、革命传统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的国家级培训基地。

    南京市长、书记接续落马

    杨卫泽今次被查,使得十八大后,反腐风暴打落的“江苏老虎”增至3人。此前,原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和原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赵少麟相继落马。

    外界注意到,2011年3月起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杨卫泽,与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季建业,曾“搭班”两年多。从市长落马到书记被查,南京成为十八大后党政“一把手”双双落马的首个省会城市。

    去年7月28日至9月27日,中央第十二巡视组曾对江苏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巡视。10月底,中央巡视组在对江苏的巡视反馈中指出江苏腐败问题多层次、多领域、广覆盖,表现形式隐蔽化、智能化、多样化。

    “基层权力寻租机会较多、空间较大,‘能人腐败’问题突出;一些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腐败干部普遍存在权色交易问题,生活腐化与经济腐败互为因果,如影随形。”中央巡视组在反馈中这样表述。

    十八大以来已有6省会城市“一把手”落马

    去年底,中纪委在短短九天时间里就拿下4名“老虎”。而在新年首个工作日,中纪委便出手“打虎”,可以预见反腐力度将会持续。

    据中新网记者统计,十八大以来,已有62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被调查,其中包括中央机关12人,军队系统3人,央企系统4人,以及各省份43人。

    此外,十八大以来,除了杨卫泽,此前已有5个省会城市的“一把手”落马,分别为:青海西宁的毛小兵,广东广州的万庆良,云南昆明的张田欣,山西太原的陈川平,山东济南的王敏。

    观察十八大后的中国“反腐地图”,落马3名以上省部级高官的省份也增至5个,包括山西、四川、江西、黑龙江和江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杨卫泽还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由此,他也成为十八大后第12位被调查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在杨卫泽之前,蒋洁敏、李东生、杨金山、令计划等4名中央委员,以及李春城、王永春、万庆良、陈川平、潘逸阳、朱明国、王敏等7位中央候补委员已陆续倒下。

    “炙手可热”的省会主官

    “省会是地方最高行政等级的城市,不仅聚集了省域内主要的高级官员,而且也聚集了大量的绅商、社会精英等社会中上层人士。”西部某市发改委副主任汪军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省会城市在一个省最重要是起着‘火车头’的辐射和带动周边城市功能,当然,选择省会城市的主官,历来都十分谨慎。”

    据统计,省(自治区)的省会(首府)市委书记都是该省(区)的省级常委,10个省会城市市长也是副省级。此外,绝大部分副省级省会的市委书记还能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这体现了高层对省会城市重视和对其主官的期待。”有专家表示,“市委书记进入常委意味着他同时成为省委领导人,直接参与到省级的资源分配、战略规划及城市发展的决策制定中,而不是纯粹地‘贯彻上级部署’和‘传达精神’。”(腾讯新闻综合廉政瞭望报道

    事实+省委秘书长最有可能接任

    谁最有可能接任省会城市一把手?“答案可能有点出人意料,是省委秘书长。”某省委办公厅副处长赵宏此前表示,“我们处最近做了个统计,在现任27个省会(首府)书记中,有6个人之前的职务都是省委秘书长。”

    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之前的职务就是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此前还有商洛市委书记的经历。在他的主政西安的任职大会上,时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长李锦斌代表省委给出的评价是:“魏民洲同志领导经验丰富,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和驾驭全局能力……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发挥班子成员作用。”

    “省委秘书长和省会书记通常都是省委常委,前者是省委的‘大管家’,对省会情况的熟悉程度和良好的协调能力,可能在其他竞争者面前略占上风。”赵宏说,“更多的时候,省会城市主官的产生一般在本省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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